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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廣填四川:中國移民的世紀悲歌

原創
2018-11-28  最愛歷史...
1

 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當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嘗,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時,他萬萬沒想到,一場猛獸之禍由此開始。

 

當張懋嘗進入榮昌縣城后,讓他目瞪口呆的是,全城死寂空無一人,“蒿草滿地”。正當大伙感覺納悶時,突然,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,張懋嘗主仆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,怎奈虎口兇猛,轉眼間,張懋嘗的7個隨從,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。

 

張懋嘗從虎口下僥幸逃生的這一年,清廷剛剛平定三藩之亂中吳三桂進入四川的軍隊。此時,從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屠川,到清軍與明軍的廝殺,再加上歷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(1673-1681),歷經四十多年的戰亂、廝殺、虎害和瘟疫等天災人禍,四川全省人口已經從明朝萬歷六年(1578)的600萬人,銳減至不足50萬人。全省90%的人口喪亡,“合全蜀數千里內之人民,不及他省一縣之眾” 。

 

清朝初期的四川,是中國虎患最為嚴重的區域。

  

其實,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國蜀漢末期,四川人口就已高達百萬;到南宋末期,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長至近千萬;此后在蒙古人的屠戮下,四川人口銳減,經歷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,到明朝萬歷六年(1578),全省人口一度恢復至600萬人。但沒想到明末清初這場歷時四十多年的戰亂,竟然將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會。

 

人退則虎進。

 

早在張懋嘗虎口逃生之前,順治年間,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就向上級匯報說,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,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,病死55人,“現存223人”。黃夢卜不死心,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,沒想到,這74人中,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。

 

據《南充縣志》記載,當時的縣衙門、學宮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,以致南充知縣黃夢卜無比感慨地說:

 

“夫南充之民,距府城未遠,尚不免于虎毒,而別屬其何以堪哉?”

 

2

 

老虎橫行四川的時候,康熙皇帝也非常煩惱。

 

其實早在康熙的父親順治年間,順治十六年(1659),清兵攻占了整個四川,但統計人口發現,整個四川,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,竟然只剩下16096丁(戶)、共92000多人。正當清廷開始招徠國內各地人口到四川開墾時,不料三藩之亂又起,隨后吳三桂的軍隊進占四川。好不容易恢復起來的幾萬人口,轉眼就在為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(1673-1681)中死傷殆盡。

 

曾經的天府之國,此時已經化為老虎縱橫的人間煉獄。四川殘破,則國家內陸不穩,于是康熙決定,通過大批量人口移民來填實四川,以此來挽救、振興天府之國。 

 

“湖廣填四川”真正拉開帷幕,是在康熙時期。

 

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,一場歷時一百多年、浩浩蕩蕩的“湖廣填四川”運動,開始了。

 

就在榮昌知縣張懋嘗匯報從虎口逃生的第二年,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康熙皇帝下發了一道圣旨,號召大清帝國的子民積極前往四川墾荒,并表示四川境內土地,不管原來是有主還是無主,在沒人耕種和繳納糧稅的情況下,新移民只要愿意去開墾,墾荒土地就全部歸屬新移民。

 

土地,是農業時代人民的命根。只要愿意開墾,就可以免費擁有夢想中的土地,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,而且,這是由皇帝頒發圣旨保護、真實存在的“餡餅”,于是,在臨近四川的湖北、湖南、陜西、廣東、廣西、江西、福建、云南、貴州等地,在人民的口耳相傳中,一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軍,開始陸續出發了。

 

3

 

關于源流,有一個永恒的命題:你從哪里來?要到哪里去?

 

在康熙年間,無數涌動在移民路上的人們會告訴你:

 

我從湖廣來,要到四川去。

 

在這場“湖廣填四川”的大移民中,搶先進入四川的人,也撿到了大便宜。

 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移民到四川廣漢的平民張連義,意外發現他搶先抵達的四川廣漢涼水井一帶竟然荒無人煙,于是,張連義拿著竹簽和木片到處“插占”,沒多久就圈了2000多畝地,在當時,由于長期戰亂后許多土地荒無人煙,因此搶先回川的部分土著,和搶先入川的移民們,只要隨便拿個東西“插占”,就可以圈個幾百畝乃至上千畝地。

 

在四川中江,從湖廣一帶移民來此的劉廷齊,在康熙三十九年(1700)所占的田地“地界曠遠”,有時竟然一個多月都不能巡查完:“月余不能履其地。”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區,當時的新移民甚至“由人手指某處至某處,即自行營業”。

 

手指到處比劃比劃,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,這種在今天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的奇聞,卻是康熙中期,大清帝國真實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。

 

這種任由移民在四川隨意“插占”土地的奇觀,一度存在數十年之久,即使到了雍正六年(1728),遷徙到四川的移民,還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為一戶, “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” 。

 

康熙年間移民四川三臺的福建人后代陳兆溥,墓碑背面寫著:“原籍閩省”。

 

平定三藩之亂后,在清廷官方的支持鼓勵下,經過湖廣等各地遷徙進入四川的移民,大概每年為8000戶左右。整個康熙年間(1662-1722),湖廣等地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為155萬人。當時,四川部分官員急于丈量土地,以征繳錢糧。對此,康熙反而不著急。有一次,康熙就對四川巡撫年羹堯說:

 

“為巡撫者,若一到任,即欲清丈田畝,增加錢糧,即不得民心矣!”

 

康熙的意思是,四川久經戰亂、土地空曠,所以先要給移民甜頭,等到以后條件成熟了,再來清丈土地、征繳錢糧也不遲。

 

到了雍正六年(1728),雍正皇帝開始在整個四川推行清丈土地,并實行按畝載糧、按糧征銀的稅制改革,這也是“攤丁入畝”改革的一部分。

 

由于到了雍正年間,占了土地要繳稅,于是,一些在康熙年間“插占”了大量土地,卻又無力耕種開發的暴發戶,不得不將大量土地賤價甩賣。雍正時期的四川,只要一兩銀子,就“可購十畝之地”,甚至還有“雞一頭,布一匹而買田數十畝者。有曠田不耕,無人佃種而饋贈他人者”。

 

雖然歷經明末清初的大規模戰亂,但實際上到了康熙、雍正年間,中國實際人口已突破1億大關。在湖廣等人多地窄區域,從四川傳來的土地幾乎是不要錢,或賤如白菜的消息,震撼了整個湖廣地區的人民,于是,人們扶老攜幼,目標只有一個:

 

上四川。

 

4

 

以時間來區分,湖廣填四川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。

 

移民入川的初期階段,大體是順治十六年(1659)至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此時期清廷雖然占領四川,但不久就發生三藩之亂,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。

 

移民入川的第二階段,大體是康熙二十二年(1683)至乾隆六十年(1795),長達 112 年。這期間,由于清廷官方頒布“開荒即有其田”等土地政策,由此帶來了大規模的移民四川熱潮。

 

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階段,則是從嘉慶元年(1796)算起,到大概同治年間(1862-1874)終止。此時期,四川爆發“白蓮教起義”,再度發生內亂,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盡,所以僅有少量移民入川。

 

有研究表明,明清鼎革之際,中國進入了第4個災害群發期,由于自然災害頻發,加上地少人多,于是,在號稱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福建,在整個清朝時期共有20多萬人選擇了移民四川。

 

當時,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縣隱溪的陳氏,在康熙五十五年(1716)后,整個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體移民四川,并落戶在四川金堂。

 

乾隆十七年(1752),原籍福建漳州府龍巖州溪口縣萬安里、時年40歲的徐美周,帶著28歲的妻子韓氏,用一個籮兜,一頭挑著6歲的兒子,一頭挑著僅有6個月大的女兒,就這樣靠著步行和肩挑,硬是走到了四川,并落戶在了今天的重慶市大足縣。 

 

湖廣填四川的主要遷徙線路。

 

當時,湖廣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條:第一條是由長江水路入蜀,第二條是由川北的川陜周邊旱路入蜀,第三條是由貴州旱路入蜀。

 

由湖北、湖南入川的移民,最常走的是第一條的水路;由陜西一帶入川的移民,則喜歡走第二條;貴州本省、廣東、福建、湖南靠貴州地區的移民,則喜歡走第三條。

 

遠離故鄉的路,并不好走。

 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),來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,就記載了他們閱巫山,度巫峽,歷夔關,兩岸猿聲酸他鄉之客,輕舟萬重波驚失路之人,早行夜宿,亦步亦趨,經月余,最終從湖南零陵經長江水路,抵達四川簡陽的過程。

 

5

 

最早移民四川的路,也是冒險者和苦難者開拓的。

 

康熙年間,已經50多歲的廣東連平人謝子越,聽說四川經過長期戰亂后“土曠人稀”,毅然認定這是“豪杰可乘之機會”,于是“挈眷西遷”,最終落籍成都華陽。

 

原籍廣東長樂(五華)的教書先生范端雅,則因為饑荒走到了四川。雍正年間,粵東地區連續多年旱災饑荒,面對當時家鄉“凋敝未復”的窘困局面,這位私塾先生奮然而起說:“丈夫志四方,奚必株守桑梓。吾聞西蜀天府之國也,沃野千里,人民殷富,天將啟吾以行乎?”于是,在饑荒和冒險主義的驅動下,范端雅最終帶著5個兒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,并落戶在四川敘永。

 

以當時的交通條件,從湖北湖南鄰近一帶入川,最快也要一個來月。更遠的例如從廣東、福建等地出發,則最快也要三個多月。由于路途遙遠,很多人為了移民四川,不惜變賣家產、傾盡家財出行。

 

雍正四年(1726),來自廣東興寧的廖奕珍,就將全部家產變賣后,取得現金120多兩銀子“入川”,當時,廖奕珍帶著妻子彭氏和年齡分別為16歲、12歲和8歲的3個兒子隨行,當他們一家5口歷經千辛萬苦,來到四川榮昌縣西街歇息時,已經用光了全部盤纏。“斯時也,盤費既盡,家無斗筲,舉目無親,借貸無門,拮據瘁瘩,固所難言。”

 

為了冒險到四川尋找幸福生活,來自廣東長樂(五華)的鐘宏予,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帶著三個兒子一起啟程入川,當走到湖南瀏陽時,鐘宏予已經是身無分文。鐘宏予只得帶著三個兒子留居在湖南瀏陽,靠著砍柴賣柴為生,經過“奮力斬棘披荊,樵采三年,珠積寸累”,才終于攢了100多兩銀子。于是,雍正元年(1723),鐘宏予帶著三個兒子再次出發,最終歷時40多天,步行到了四川簡陽縣踏水橋,并在當地安家落戶。 

 

身系銅錢的鄉民:入川的資費是個巨大的問題。

 

來自廣東的曾廷槐,也在康熙年間帶著弟弟們從粵東出發入川,當步行到半路時,他們的路費已全部用光。當時,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還小,于是二弟主張將兩個年幼的弟弟都給賣掉來換路費,曾廷槐堅決反對。他說:

 

“兄弟同氣也,忍割同氣以自生乎?親靈必難相容也!”

 

于是,曾廷槐將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陳氏的首飾全部賣掉“以資前行”,最終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,后來,他們落戶在四川簡陽,并以租田耕耘謀生。

 

蜀道難行,蜿蜒崎嶇,卻也彰顯情義。

 

康熙年間,來自湖南安化的諶安仕,靠著一根扁擔和兩個籮兜,將兩個年幼的弟弟諶安忠、諶安位,一路挑到了四川三臺縣景福鎮。二十多年后,弟弟諶安忠娶妻生子,他的后裔為了紀念伯祖諶安仕疼愛弟弟們的情義,特地在景福鎮建了一所“篤祜祠”來紀念諶安仕,這座祠堂有一副對聯,聯文寫的是:

 

友愛篤前人,三千里外雙肩弟;

賢勞感后輩,二十年來一報功。

 

6

 

入川路上,虎患也是嚴重的考驗。

 

康熙十年(1671),四川廣安鄧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鄧紹祖,在從廣東返回四川廣安的途中,“為虎所食”

 

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區,在順慶府和保寧府,甚至發生老虎成群游蕩吃人的現象。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《蜀難敘略》中記載,順治八年(1651)春:

 

“川南虎豹大為民害,殆無虛日。乃聞川東下南尤甚。自戊子(順治五年)已然,民數十家聚于高樓,外列大木柵,極其堅厚,而虎亦入之,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,嚙人以盡為度,亦不食。”

 

沈荀蔚記載說,由于虎患太過嚴重,當時在四川省內的移民如果要去河邊取水,甚至要組織一幫人馬,敲鑼打鼓持火把、拿著武器才敢出門,以此來恐嚇老虎,但即使是這樣,在清朝初年的四川,還經常聽說某某州縣的人,全部被老虎吃光了:

 

“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,往往見之。遺民之得免于刀兵饑謹疫癘者,又盡于虎矣。”

 

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蜀亂這本書中記載說,當時移民入川的風險非常大:

 

“四川遍地皆虎,或七八,或一二十,升樓上屋,浮水登船。此古所未聞,聞亦不信。

 

歐陽直記載道,有一年夏天,他乘船從宜賓去瀘州,竟然見到長江兩岸的沙灘上,有許多又肥又壯的老虎在曬太陽。船靠瀘州時,又見數十只老虎“逍遙江邊,魚貫而行”。歐陽直有一天晚上夜行,竟然在月光下見到四只老虎,幸虧藏匿在草間,才得以幸免于難。

 

而比殘酷的虎患更惡劣的,是移民環境的惡化。

 

在清廷的政策鼓勵下,整個康熙年間(1662-1722),來自湖北、湖南、陜西、廣東、廣西、福建、貴州、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達155萬人之多。到了雍正時期(1723-1735),由于開始丈量土地,限制人口流入,此時移民潮有所降低。但到了乾隆、嘉慶年間(1736-1820),清廷再次放開限制,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萬人。

 

由于移民劇烈猛增,后來的移民已經錯過了早期通過“插占”即可大量占有,或廉價購買土地的黃金時機。于是,在乾隆、嘉慶年間,經歷千辛萬苦抵達四川的移民們尷尬地發現,四川早已并非先祖們傳說中的天堂。無奈之下,他們只得靠著幫人做傭工,或者租田佃種方式謀生。

 

到了乾隆時期,整個四川的土地已經是“開墾殆遍,幾于野無曠土了”。

 

乾隆八年(1743),四川巡撫紀山在奏疏中說:

 

“查湖廣等省外來之人,皆因誤聽從前川省地廣人稀之說,群思赴川報墾,不知川省已無荒可辟。”

 

與康熙年間抵達四川、許多能當上地主的農民不同,到了乾隆年間,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嶺,也幾乎已開墾殆盡。


定居于四川成都龍泉十陵的盧氏人川始祖盧仁彥,當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(1758),從粵東歷經三個多月的艱苦跋涉,才抵達四川華陽。

 

滿以為是到了黃金天堂的盧仁彥,此時才發現四川已是無地可占。無奈之下,為了養家糊口,盧仁彥在抵達四川華陽的第三天,就開始幫別人耕田。他的二兒子幫人做傭工,三兒子則幫人放牛來謀生。

 

原籍廣東興寧的14歲的客家少年劉秀標,在入川抵達重慶江津縣油溪鎮后,以幫人放牛謀生。所幸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,把他當做兒子一樣照顧,到了晚上還幫劉秀標縫補衣服。由于劉秀標的衣服長期沒有洗滌,不僅又臟又破,而且長滿跳蚤,為此女主人還將他的衣服拿去“蒸湔”。

 

此前,劉秀標的兄長劉秀桂先行入川,當劉秀標找到哥哥時,才發現兄長由于幫別人當石匠,不小心被石頭砸傷了腳,“成膿瘡”。于是劉秀標到處為哥哥求醫問診,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腳治好后,兄弟倆卻花光了所有的錢財。無依無靠的兩兄弟,最終在重慶街頭被迫淪為乞丐。

 

而劉秀標、劉秀桂兄弟的遭遇,也是湖廣填四川期間,部分赤貧移民艱辛生活的一個縮影。

 

7

 

至此,在進入嘉慶年間(1796-1820)后,隨著四川土地的開墾殆盡,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,最終逐漸減弱,并在同治年間(1862-1874)后徹底消失。

 

歷經從順治十六年(1659)到乾隆六十年(1795)前后斷續的移民潮,在湖廣填四川近600萬移民的補充下,四川的人口,從康熙二十年(1681)的大約50萬人,逐漸恢復至康熙六十一年(1722)的231.6萬人。到了乾隆四十一年(1776),四川實際人口突破了1000萬

 

到了嘉慶十七年(1812),四川人口已達到2071萬。宣統二年(1910),四川人口更是達到了4800萬。而四川龐大的人口基數,也為抗戰期間,國民政府依托四川、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偉大的根基。

 

可以說,今天的四川人,融合且激蕩著整個中華民族的血脈,我們唇齒相依、自古一系。

 

而故鄉,始終是難以忘卻的存在。

 

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后,光緒二十一年(1895),后來位列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進士、刑部主事劉光第(1861-1898)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鄉。

 

劉光第的先祖,是在康熙五十一年(1712)從福建武平縣湘坑湖村,移居四川富順縣杜快鋪盧家嘴。作為四川劉姓族宗返回原鄉第一人,當劉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時,宗親們特別為他在祠堂舉行了接風宴會,并引領他祭拜祖先靈位。此后,劉光第還腳穿麻布草鞋,跟隨宗親祭掃祖墓。為此,劉光第特地寫了一幅對聯,聯文曰:

 

數千里閩蜀一派源流;

十幾世祖孫同年鄉會。

 

為了尋找故鄉,民國軍政強人楊森(1884-1977),和他的祖先們,則整整找了200多年。

 

當初,楊森的先祖楊興階,于康熙年間(1662-1722)從湖南衡陽縣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廣安,到了民國初年,楊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,楊森是第7代孫。楊興階在臨死前曾經囑咐子孫們說:“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陽草塘,你們有機會時,要去尋宗認祖,切莫忘記。”

 

楊興階的這個口頭遺囑在四川廣安楊家世代相傳,但子孫們傳到后來,卻把“衡陽”兩個字給傳漏了,成了“湖南草塘”,但湖南有70多個縣,“草塘”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? 

 

祖籍湖南的四川軍政強人楊森。

 

一直到1937年,楊森帶領軍隊出川抗日,入湖南設防時,幾經周折,終于獲悉草塘村是在衡陽。為了迎接楊森回鄉認親,1941年夏天,湖南衡陽草塘村楊氏宗親們,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返鄉認親儀式。楊森則為草塘村的楊氏宗祠題寫了對聯:

 

數傳自巴蜀歸來,得拜祖宗,歡騰一族;

千載冀衡湘子弟,共矢忠勇,捍衛中華

 

返鄉認祖后,楊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,以此懷念鄉情。

 

而記載祖先于乾隆時期,從廣東興寧移居四川奉節的《劉氏考訂族譜》,則有一副聯詩寫道:

 

駿馬騎行各出疆, 任從隨地立綱常。

年深外境皆吾境, 日久他鄉即故鄉。

 

他鄉吾鄉,從湖廣到四川,作為中國人,我們始終不曾分離。 

 

參考文獻:

陳世松:《大遷徙:“湖廣填四川”歷史解讀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6年版

王炎:《“湖廣填四川” 的移民浪潮與清政府的行政調控》,《社會科學研究》,1998年第6期

田光煒:《“湖廣填四川”的移民過程》,《四川師院學報》,1981年第2期

張敏等:《明末清初 “湖廣填四川 ”人口遷徙及其影響》,《常熟理工學院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,2008年第5期

李 華:《淺談“湖廣填四川”對巴蜀地區的文化影響》,《湖北經濟學院學報》(人文社會科學版),2008年第6期

孫曉芬:《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》,四川大學出版社,1997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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